科学研究

2025年3月，williamhill威廉希尔龚亚珍教授与其合作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曹静副教授和刘庆丰助理研究员的研究成果“Coordinating climate mitigation and pollution control policies: Insights from China’s SO2 reduction mandates”在Energy Economics在线发表。三位作者为共同一作，龚亚珍教授和刘庆丰助理研究员为该文的通讯作者。

全球面临着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的双重挑战。理解污染控制和碳减排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协同解决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至关重要。本文利用中国“十一五”规划下各地级市污染减排政策的强度差异，研究了污染控制政策的碳减排溢出效应，以及背后企业层面的非线性减排策略。为解决减排目标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硫沉降临界负荷（一个衡量环境容量的外生指标）作为工具变量。为探究企业的污染减排策略，本研究将因素分解分析与因果推断相结合，考察不同减排强度下不同减排方法所起的作用。此外，本文还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以量化大气污染治理改善空气质量的直接效益以及促进碳减排碳排放的全球效益。

结果表明，更严格的二氧化硫排放限制会产生显著的碳减排溢出效应，这主要是通过企业采取源头治理的污染减排策略实现的。SO2减排目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企业SO2排放量降低1.9%，CO2排放量降低1.6%。这表明空气污染治理政策不仅能减少空气污染，还对碳减排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与SO2减排目标提高1个百分点相关的隐含碳价估计为每吨CO2 0.73美元。此外，“十一五”规划期间，碳减排溢出效应逐渐增强。而且，在不同的减排阶段，减排策略有所不同：随着排放限制的收紧，源头减排在污染减排中所占的比例从15% 增加到 82%。这一非线性碳减排溢出效应解释了文献中关于污染控制措施是否存在碳减排溢出效应的争论。

本研究具有两方面文献贡献。第一，本研究首次分析企业在不同减排阶段的减排策略，探究碳减排的非线性溢出效应。以往关于污染控制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或宏观层面分析，主要考虑政策的静态效应，且结果相互矛盾。本研究从微观层面出发，探索溢出效应在减排阶段如何动态变化，揭示了非线性效应，有助于解释并调和现有争论。此外，本研究为完善模型模拟研究中的假设和参数提供了微观基础，而模型模拟研究通常依赖于对企业减排行为的简化假设。第二，研究结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政策启示。碳减排带来的显著协同效益凸显了将污染控制的间接气候效益纳入政策设计的重要性，这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常存在竞争关系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此外，不同减排阶段观察到的非线性溢出效应进一步表明，政策应致力于持续的污染减排，以最大化这些溢出效应。最后，本研究强调了非气候政策常被忽视的间接价值，补充了国际气候框架，为全球气候行动提供了更全面的方法。

原文信息：

Cao J, Gong Y, Liu Q. Coordinating climate mitigation and pollution control policies: Insights from China's SO2 reduction mandates[J]. Energy Economics, 2025: 108370. https://doi.org/10.1016/j.eneco.2025.108370